中美两国的文化不同，但两国人民的苦难却是相同的。
《愤怒的葡萄》故事的背景是1930年代初期，美国中部地区遭遇了极端干旱和沙尘暴，大片土地沙化，庄稼歉收，农民们被迫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美国农民似乎个个都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农场主，但实际上，那是历经一次次土地兼并后的局面。
农民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把它视为自己的根。可因为几次天灾借债而无力偿还，土地归了银行。
与此同时，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拖拉机。
佃农们面临驱逐。即使有人试图以武力反抗，也只能迎来残酷的镇压。
银行和大地主——这些“怪兽”操控着一切。
在无尽的苦难中，人性的光辉却依然闪烁。
一段温暖的插曲中，一个男人正要付账时，看到柜台前痴痴望着糖果的两个小男孩。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价格。
女招待梅伊本能地明白了他的用意，虽然糖实际要五分钱一根，她还是低声应道：
当旁边的卡车司机质疑时，梅伊恶狠狠地回了一句：
离开时，这些粗犷的卡车司机反而在吧台上悄悄多放了些零钱，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感激。
如《马太福音》26：11所言：“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如《申命记》15：11 所言：“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兄弟张开手。”
本书主角乔德一家开着卡车四处流浪，哪儿有活就去哪儿。有时摘桃子，有时摘棉花。辛苦劳作一天，换来的酬劳，却只够勉强半饱。
本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主角的妹妹罗莎夏。罗莎夏（Rose of Sharon）意思为“莎伦的玫瑰”。罗莎夏是乔德家最大的女儿，她的名字来自圣经《雅歌》2：1 ：“我是莎伦的玫瑰，是空谷的百合。”
罗莎夏跟着她的丈夫一起出场，肚中还怀着孩子。但在迁徙途中，丈夫失踪了。对于一个孕妇来说，她失去了依靠，只剩下了肚里的孩子，此后，她的所作所为也变得癫狂起来。
角色的转变，发生在故事的尾声。罗莎夏的哥哥，主角乔德因为情急之下杀死了农场的守卫而不得不逃亡。另一个兄弟艾尔找到了新欢，闹着要分家，独立生活。家里一下失去了两个劳动力。面对这一切，罗莎夏开始蜕变。
作者约翰斯坦贝克喜欢在他的作品里添加宗教隐喻。罗莎夏从宽敞的门口走向柳树林，选择了一条与母亲相同的路。在这之前，母亲走过这条路，与她的儿子乔德告别，罗莎夏也失去了她的兄弟。
夜里，她沿着母亲曾走过的路，来到柳树林深处。
柳树，在《圣经》中常被用作哀悼与苦难的象征（如《诗篇》137篇）。
她任由黑莓藤划破脸颊，仿佛主动拥抱了痛苦。在基督教中，受伤和痛苦常与耶稣的受难相联系，基督为了世人的罪孽承受痛楚和牺牲。罗莎夏的行为或许暗示了她也在经历一种自我牺牲，承受着内心深处的痛苦与负担。
最终，她仰面躺下，四肢伸展。
那一刻，她似乎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了上帝。
作者用隐晦的笔触写出：罗莎夏在内心深处，已经放弃了肚中的胎儿，为了让家里能多出个劳动力。不久，她主动要求干活，哪怕冒着大雨也不在乎，终于导致了流产。
然而，当她得知孩子夭折时，却异常平静。
那份平静，和曾经为了牛奶大吵大闹、被宗教狂人诅咒后惶恐不安的她，判若两人。
最终，一场暴雨淹没了卡车，家人们被迫徒步前行。他们在一座谷仓中，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快要饿死的男人。
哺乳并不能真正让那个男人恢复生机，这一行为更多的是宗教意味上的救赎。
故事戛然而止。仿佛已经说尽，又仿佛留下了无尽余韵。
对于这群已经失去交通工具、耗尽积蓄、陷入绝境的人们，未来会怎样，已无需赘述。这正是斯坦贝克的怜悯，也是他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