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上学的时候，我阿爷因为排尿困难和下肢水肿进了医院。排查出来的结果是前列腺癌，异常增生的癌组织可能堵住了尿道，尿液发生潴留，最终导致下肢水肿，行走困难。从原理上讲是这么一回事，但用作诊断的医学证据还不够，因而阿爷的病历上被打了一个问号。医生建议做有创的检查，取一点肿物，行病理检查，顺便定一下良恶性。
亲戚们聚在办公室里，不知道有创是什么意思，医生便用开刀做比喻，结果一听要开刀，众人面色就变了，马上统一口径说不用治疗了。我去医院那天刚好是接阿爷出院那天，见到他时，他穿着年轻那会儿在鱼塘里做帮工的制服，上面还印着饲料品牌的名字，这份打扮和平时的他没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他腰间多挂了一个承装尿液用的引流袋，因为是出院，医生刚换了一个袋子，引流袋里的尿还很少，干瘪得像是喝光的袋装奶。
阿爷出院那天，笑得相当灿烂。以前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老人，回到家就搬出一张小木凳，坐在门口默默地吸食水烟，阿嫲则负责家长里短的八卦，一开口就像下坡的轮胎似的转个不停。这样的阿爷难得见到他开朗的笑颜。想来他也不知道，在自己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出院了，病就好了。
送他回到家后，我坐在我妈的摩托车上。我妈像突然自言自语似的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阿爷年纪大了，就不用做手术了，人一辈子，走到最后，何必折腾呢对吧？她的语气就像是在征求我的同意。我想说金标准的检查还没做，癌症的定性、分级等等还有待商榷，至于应不应该做手术，就更不能乱下定论。只是，反驳她的话我说不出口。我知道他们一众亲戚其实都在害怕，他们既害怕检查结果出来以后，阿爷的癌症还有治疗的余地，也害怕检查结果一如他们所猜测的那样，是无可挽回的绝症。不做检查，不走岔路中的任何一条，对他们来说是最心安理得的结果。
可我没办法反驳她，也没办法认同她。认同她就代表跟他们一众亲戚一样，站在岔路口不继续往前走，然而他们看上去没有做选择，不用承担做选择的后果，可呆在原地不动，也恰恰是一种选择。我反驳不是，认同也不是，我最终跟他们一样，选择了原地不动，以默不作声来回应。
那一刻我就像看见结局一样。我知道不久的将来，阿爷的病情会加重，全家人会将其送到镇医院上进行最基本的生命支持，再打点于事无补的止痛药，随后老人家就会在蚀骨的疼痛中合上双眼，停止心跳。
尔后如我所料的，阿爷的情况日渐加重，到最后新学期快要开始时，我妈喊我去看他一眼。我妈没有明说，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眼。宛如之前我预见我阿爷的死那样，我预见到在上学的某一天，我阿爷会于故土离世，他的生命会在我所不知道的时间消失，并且这个消息只会在我期末放假回家以后才通知我。我妈让我买点东西给他，我只随便挑了一箱牛奶，因为我知道自己和家人一样，都有不做选择的罪，事到如今，假惺惺地买再多再好的补品又能补救些什么呢。
后来某天放假回家，我妈在接我的路上用随口一说的语气讲阿爷去世了。我想一切如我所料，那果真是最后一眼。
今年年中，我阿嫲也住了院，起因是她高血压昏倒，摔伤了肩膀，结果入院拍片子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肺部的一颗肿物，随后我陪她做增强CT，影像报告一出，镇医院的医生越来越觉得那肿物可疑。在CT室前打造影剂的时候，阿嫲显得很紧张，于是她半开玩笑地问我，说你有没有梦见过你阿爷。我说没有，她的声音变小了许多，说怎么还没梦到他。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别说梦到他了，我想起他时，连一点悲伤都未曾有过。我对阿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10岁左右，他在去鱼塘做帮工的路上替我抓了一只麻雀。
当时，我跟着他一起去工作的地方，他忽然停好老式的自行车，几步走到泥路边的草丛里，出来的时候，手上就抓着一只麻雀。后来他拿红胶绳绑住了麻雀的脚，我们回到家以后，阿爷找了一个笼子，将麻雀关在里面。有一天，我们一起去菜市场，回来时见到笼中鸟的一条腿像树枝似的折断了，创面正滴着血。阿爷说可能是野猫爬到鸟笼边咬伤的，然而他只说了原因，却没有想办法。那时我无论在学校上课、玩耍，还是在家里吃饭，都想着后院里那只断了脚的麻雀，我在想它断了腿，会不会死。我把它比作人，想到街边曾经见过的一些折了腿的乞丐，他们也还活着。然而没过多久，关着麻雀的笼子还挂在后院，笼子里的鸟却不见了踪影。
如今我想起阿爷，就想起那只麻雀。
从医院陪护完阿嫲，回到家，我妈问起她的情况，我如实说了报告的结果，并说如果要确诊，还得做一个支气管镜。她一听又有可能是癌症，便立刻拿出从前那一套，说如果是癌症，那就叫你二叔不用再治了，人一辈子，临老了受折腾，何必呢？我当即想到一句很过分的话。我想对她说，也想对他们说，难不成，这次我们又要害死阿嫲了吗？
但是这句话还是说不出口。因为我知道，就像在岔路口做选择一样，不能停在原地，要把归罪的这个环节进行到底。谁都知道，病如果还有希望，是要去治的。当然，治疗效果和治疗过程中的所受的折磨，这些因素也需要被考虑，但绝不应该在判断病还是否有希望之前就草草将其定性为绝症。我知道一众亲戚哪怕学历不高，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并且恰恰因为他们下意识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连判断病情的勇气都没有，只能找一些更好听的逻辑掩饰自己，否则良性就过意不去。
从这个角度上讲，做选择的人和被做选择的人一样都很可怜。谁都知道，最堂堂正正最合乎道义的路是哪一条，可偏偏现实情况就是不允许你去走那条最正确的道路。走了那条路，就意味着可能要掏空自己的钱包，长期地跟癌症做抗争，比起这个未来，蹲踞在岔路口不往前走，显然更为舒适。
那害死我阿爷，又害死那只麻雀的责任，该有谁来承担呢？将归罪的这个环节进行到底，彻底推演下去，内心就会多出一股严肃的愤怒。有某种力量一直悬置在我们头顶，它迫使我们遇到伦理上的困境，迫使我们做出不道德的选择，它迫使阿爷、阿嫲和麻雀只能乖乖等死。每每想到这，我就会不自觉地带着一股愤恨望着它。而我似乎也只能这样望着它，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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