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碎片之“杜尔迦行动”
三战爆发之前，印共毛派曾经长期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其力量增长却并不算迅速。制约纳萨尔红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因为印度的国家机器还算完整，印共毛派只能在较为偏远贫困、政府控制力相对差的地区开辟根据地，这些地方人口分散、生产力较低，进一步建设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的能力自然也就比较有限。四十年代印度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社会日益动荡，得到新共 产国际在资金和训练方面大力支持的印共毛派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印度当局下决心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围剿”纳萨尔红军之前，来自GLA“南亚军团”的威胁又迫使新德里暂且容忍印共毛派的活动、只要后者答应暂停“反叛活动”并参与到针对GLA的战斗中来。
曾经盛极一时的GLA在2055年分崩离析，使得印度资产阶级政府能够重新把注意力移回国内的“赤色威胁”上来。尽管印共毛派由于暂停了针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而出现了一些动摇，但经历了多年同GLA特遣队的战斗后、已完成正规化整训和装备升级的纳萨尔红军已经变得更为强大，这让新德里不敢轻易违逆人民对于和平的愿望、主动挑起内战——哪怕它在三战的前四年时间内接收了来自西方的大量援助、并通过向自己投降的“南亚军团”的渠道收容了许多GLA流亡者（这些押错了赌注的投机者们为了在失败后摆脱追究、从GLA卷走了大量资源并将其献给印度资产阶级政府以换取政治庇护）。
当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力用军事手段解决纳萨尔红军、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默认印共毛派对各个解放区的控制（虽然三战爆发后开辟的新解放区几乎都是纳萨尔红军从GLA特遣队手中夺下来的）。专门负责“对内肃正”的印度情报局策划了一整套针对印共毛派和纳萨尔红军的行动方案：扶植“中立政党”、乃至不主张进行武装斗争的印共其他派别，以分流印共毛派的政治影响力；对印共毛派的解 放区进行严格的经济限制甚至封锁，削弱印共毛派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拉拢印共毛派和纳萨尔红军中的动摇分子，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来构建情报网、制造分裂和叛逃事件以及培养所谓的“党内反对派”……而这些方案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由内政部下辖国家安全警卫大队执行的“杜尔迦行动”。
这个以湿婆神的配偶、嗜杀的复仇女神的名字命名的行动，是新德里系统性摧毁印共毛派基层政权的重要一步：在右翼民兵或事先潜伏进去的情报人员的帮助下，国家安全警卫大队趁夜色摸进解 放区的村庄，暗杀或绑架这一地区的印共毛派负责人——可能是游击队的队长或驻军指挥官，也可能是行政官员或党 支部书 记。印度情报局指望通过这种手段来制造恐慌和混乱，阻止印共毛派通过它的基层组织从解放区广大农村获得任何资源。“杜尔迦行动”同时还是策反印共毛派内动摇分子时可资利用有力筹码——如果情报局发现一个“有价值的目标”正在犹豫是否与它展开“进一步合作”，它就会在时机成熟之时挑选与该目标有关联的地区实施“杜尔迦行动”，逼迫目标提供更多的情报或便利、否则就宣扬这次行动是根据目标给出的线索进行的。
印度资产阶级政府相信印共毛派不会轻易重举武装起义的大旗，因为长期为印共毛派提供支援的新共 产国际正忙于对抗盟军和战后重建、希望南亚局势保持稳定，印度国内民众高涨的和平呼声及左翼力量内部的斗争也牵制了印共毛派的精力。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也为了在宣传战中取得有利地位，印度情报局还是采取了多种手段来掩饰“杜尔迦行动”：最初是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GLA战俘，声称这些案件都是“漏网的GLA残余分子”所为；继而收买在解放区周边活动的右翼民兵、让他们宣布对此负责，资产阶级媒体则高声斥责纳萨尔红军“擅离防地骚扰民众”、“引起民愤咎由自取”；到后期，随着对动摇分子策反工作的进展，情报局开始操纵舆 论、将“杜尔迦行动”造成的案件描绘为“印共毛派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清洗”、“不堪忍受红色暴 政的农民揭竿而起”。
在2056年刚开始执行“杜尔迦行动”的时候，印度资产阶级政府还比较谨慎的将范围控制在恰尔肯德邦，意在避免诱发内战的前提下、削弱印共毛派在这个关键的工业地区的影响。但因印共毛派自“南亚军团”崩溃以来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以及印度情报局颇具成效的策反，导致印共毛派未能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还击。这助长了新德里方面的气焰，他们大力扩充国家安全警卫大队的规模，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在印共毛派的各个解放区建立情报网和安全屋、并把“杜尔迦行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这些解放区。到2057年，印度资产阶级政府甚至不再满足于通过暗杀和绑架削弱印共毛派，而谋划借暗杀手段激怒纳萨尔红军、诱使其主动挑起武装冲突，将印共毛派置于政治上的不利地位。
2055年后解 放区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新共 产国际援助的减少和思想与组织方面的混乱，让印共毛派在2058年之前几乎无所作为，印度情报局甚至乐观的估计“可望在六十年代初将纳萨尔极 端组织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当然从此后形势的发展看来他们高兴的太早了。
以2058年1月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为开端，印共毛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纯洁运动”，着手肃清党内和军内的间谍与叛徒，并大规模撤换那些不称职、不可靠的军事干部与地方干部。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印共毛派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迅速而彻底的清除了资本主义政权在解放区设下的间谍网、捣毁了为“杜尔迦行动”提供支持的诸多秘密据点。肃清被策反的动摇分子和资产阶级安插进来的间谍特务之后，印共毛派在解 放区内重新整顿了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充分依靠群众监视盘查可疑人物、断绝敌人的耳目，以GLA崩溃后退伍的正规军战士为骨干重新编制各级民兵（“南亚军团”投降后，由于经济压力和和平谈判的需要、印共毛派复员了许多战士）、加强村庄的防卫力量和不同居民点之间的联动。
仅仅消极防御并不是印共毛派的风格，“纯洁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党的宣传部门首先发起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利用被捕的间谍、特务和叛徒交待的情报并结合解 放区受害情况，印共毛派通过较为中立、自主性较强的报刊电视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在资产阶级政府按捺不住而开始干涉国内媒体的活动之后，则借助传单、秘密小册子、地下电台、网络和国际媒体进一步揭露新德里当局以“杜尔迦行动”为代表的反 共反和平活动。
坚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的印共毛派除了“文”的一手之外，还进行了“武”的一手。执行“杜尔迦行动”的国家安全警卫大队尽管百般设法保密，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还是不免暴露了许多蛛丝马迹，印共毛派在收集了大量信息之后、对国家安全警卫大队的多个驻地回敬了“斩首式”的袭击。被两年顺风顺水的战斗麻痹了神经的国家安全警卫大队猝不及防，损失了数百名特种战小组的成员、许多与“杜尔迦行动”有关的机密文件也被印共毛派所缴获，这让资本主义政府于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宣传战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2058年5月份在比哈尔邦爆发的“遭遇战”终结了很多事情，譬如新德里发起的“战后第一次反 共高潮”。在这次印共毛派精心策划的战斗中，纳萨尔红军几乎没有付出多大伤亡就干脆利落的歼灭或击溃了多达十五个营的印度中央警察后备部队、这还不包括受印度陆军雇佣的前GLA士兵。惨痛的失败让资产阶级政府从“战胜GLA”后产生的狂妄自大中稍稍清醒了一点，意识到他们在短时间内不仅不可能消灭印共毛派、甚至连此前制定的“最小目标”即“蚕食直至摧毁一个纳萨尔极 端组织的主要根据地”都无力完成。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利，迫使新德里当局从其反动立场上略微后退、保证“有条件的停止对印共毛派及其武装力量的敌对行动”，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已经变为资产阶级政府的一项“负资产”的“杜尔迦行动”。当然，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印度情报局对“杜尔迦行动”最后几个月效果的评估：印共毛派在2058年初开始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手段使得“杜尔迦行动”既难以获得及时可靠地情报来源、又难以顺利潜入目标地区，任务失败的概率已经上升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印共毛派终究挫败了“杜尔迦行动”乃至“战后第一次反 共高潮”。不过，这也仅仅是南亚次大陆风起云涌的革 命运动的间奏，未来十几年中还有各种形式的激烈斗争等待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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