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设定来自于贴吧的tebic1208同志，可以说是质量非常高的优秀作品。我在经过一定的整理与修改之后，把这部分设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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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生态环境领域造成的附带损伤的调查报告
（这个版本的来历是根据战后在互联网论坛上流传的一些片段组织起来的，其权威性可以考证。最早的传播者就是扫描了原始报告的公开部分，但由于原作非常繁琐、复杂，充斥着各种用来论述的枯燥数据和填满了蝇头小字的表格这类东西，通行的概括传播版把它们全部剪掉了。还发生了一些意外的遗失事故。比如说大多数的公开传播版都会遗失三到五个地名或者具体数字一类的东西，而某些东西几乎所有论坛传播版都没弄出来过。）
第三次世界大战损失清算调查委员会，2068年提交
在造成了难以统计的巨大物质财产损失的同时，持续了十一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还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能忽视的深刻冲击。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总体上是一场包含游击战和治安战的高科技大规模工业化常规战争，而不是曾被预想了近一个世纪的大规模，毁灭性的互相毁灭的核战争；但这并不是说这场战争对自然环境就是“友好无害”的；相反，由于21世纪的现代化先进军事技术，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对自然环境的附带损伤也是空前绝后的。
植被覆盖问题
在几乎所有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的战场上都出现了严重情况不等的植被破坏问题。在战争中，投放各类燃烧武器，司空见惯的密集火力支援，化学武器的大规模运用乃至在某些战场核武器和其他超级武器的小规模运用都毁灭了数量可观的植被，更不用提恐怖分子团伙的蓄意的破坏活动和伟大的五月革 命战争时期遍布整个沦陷区的坚壁清野了。
案例1：白俄罗斯-乌克兰森林沼泽地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2049年6月苏联工农红军发动举世瞩目的战略反攻行动之前，位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一带的的森林沼泽地带保持着一片美丽的，没有受人类多少干扰的自然森林风光：潮湿的土地上遍布着沼泽，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杨树和白桦，林间散落着交通线路和小块的农田，稠密的，甚至没有明显河岸的河网在低洼平坦的土地上慢悠悠地流淌。但这一唯美风光在2049年的夏天为了苏维埃人民的独立，自由，复兴和尊严做出了必要但也是惨痛的牺牲。
从2049年5月开始，自沦陷后就开始活跃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就开始按照工农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森林地带袭击“维和”干涉军的后方哨所和据点了。在6月11日正面战场的红军转入反击之后，游击队迅速展开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大规模行动，在沦陷区的农场农民和林业工人的齐心协力的协助下，游击队员在森林区域拆毁铁路设施，破坏桥梁，砍伐树木堆成路障阻断公路，烧毁干涉军兵站附近的林区以迫使敌人放弃偏僻据点同时断绝敌人获取替代燃料的可能性。虽然无论是工农红军最高统帅部还是敌人的“联合司令部”都承认游击队的坚壁清野活动和此起彼伏的伏击战对于干涉军主力部队从7月开始的的土崩瓦解和千里溃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战术也对当地的森林资源造成了相当的浪费损失。
依据2049年11月和平条约签订后林业部门的调查统计数据，2049年夏秋季红色游击队和其他起义者总共以烧毁和砍伐的形式破坏了相当于一个加里宁格勒州面积的森林（注：相当于15100平方公里）。虽然借助这些树木堆积的路障和伪装，一些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的游击队大部队取得了一次战斗就消灭了敌人6辆中型坦克，十余辆装甲车/卡车和两架轻型直升机的辉煌战果，但从其他方面来说，这次坚壁清野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接近30多亿元，这还未包括重建费用和林木再生资源的损失，以及多年后林木减产，林区人员重新安置的费用，如果算上环境恶化的因素，这些损失几乎可以超过80亿元。同时，因各种意外——如失控的林火、伐木过程中操作不当等——还造成当地未直接参战的的农庄庄员和林业工人中42人遇难，53人受伤，近一万余人因林火而流离失所的非战斗损失。
从2050年开始，当地林区建立了一整套恢复、更新工作体系，采取人工造林、人工促进更新、天然更新和封区育林等多种方式，全面立体地进行火烧迹地更新和生态系统恢复。根据林业部门专家的最近调查结果，经过将近20年的恢复，曾经被游击队员和起义者搞得一片狼藉的森林沼泽地带已经基本上恢复了2049年前的原状。在当年游击队战士们在林间留下的星星点点的“伤疤”上，1.5万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已经拔地而起，平均树高达6米。据林业专家介绍说，目前在一些封闭保护且长势最好的区域里，白桦、云杉、赤杨等更新林最高的已超过20米，林冠下各种野生植物枝繁叶茂。由于森林资源总量增加，森林植被、林分结构、生物多样性明显改善，森林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改善气候等方面的功能也基本得到了恢复。
案例2：西欧中部地区（范围西起巴黎，东至不莱梅，南达日内瓦，北临北海），欧洲新民 主主义国家共同体（简称新欧共体）
凭借着几百年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海外掠夺的积累以及对重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转移，在2050年4月30日全球反恐战争以一系列突然而血腥的暴力恐怖袭击为前奏拉开帷幕前，这个区域的居民享受着全地球上最稳定，最富裕的生活和最优美，最和谐的生活环境（至少是之一）。当然，这种童话般的虚幻最终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了：欧洲的稳定和平富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际分工不平等带来的“输血”和虚拟泡沫经济上的——而大战把这种繁荣的表象戳破了。
不仅如此，这个区域还是整场大战里最激烈，最残酷的拉锯战和消耗战的战场之一。从2050年恐怖组织的“血腥五月”大规模暴乱开始，到2051年春天西方盟军一系列力挽狂澜的艰苦防御战斗，再到2052年初夏第三次瑞士战役从米卢斯到贝桑松的浴血苦战，然后是同年秋天损失惊人的罗兰号角空降突击行动，最后是2055年夏天大气磅礴震天撼地的德国南部攻势以及秋季的九·一二起义，贡比涅会战和阿姆斯特丹战役，最终英勇的工农红军战士，为争取欧洲的和平和民 主而战的欧洲盟友部队和投向正义一边的起义者们彻底消灭了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和冥顽不化的反动派，将和平重新带回了欧洲大陆。
但在长达五年多的激战平息之后，暂且不论骇人听闻的物质财产损失，欧洲的这个区域的自然环境也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猛烈打击。这里主要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align][align=left]作为一个除了历史纪念意义外没有别的什么特别重要意义的法国小城，贡比涅在2050年的大暴乱中被十几个渗透的恐怖分子使用轻武器，炸弹和少量化学武器短暂地袭击过，造成了一些古建筑和纪念碑一定程度的损毁，顺带把城中心的不少行道树给熏死了。不过，首先这当然没有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由几百基干恐怖组织武装分子所执行的连环化学武器爆炸那么骇人听闻，而且在法国的政府和军队从最初的混乱和茫然中反应过来之后，就全国动员，全力出击平定各地暴乱，袭击贡比涅的那些恐怖分子很快就被紧急动员的反恐部队包围歼灭了。真正对贡比涅附近环境造成重大损毁，乃至“炸回到1918年”的，是2055年9月24日到27日的那场著名的打垮了欧洲大陆反动派军队主力的光荣的贡比涅会战。
哪怕是在恐怖分子突袭之后的2055年夏天，贡比涅周围仍然被交错着的苍翠的森林和草地覆盖着（恐怖分子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制造恐慌，他们对自然植被完全不感兴趣也不想浪费资源，那几棵行道树纯粹是附带损伤），呈现着一幅西欧地区典型的温暖潮湿，终年多雨的温带海洋性气候下的阔叶林景象：原野上群岛一般分布着的的森林里生长着各类栎树，中间掺杂着少数的白桦，枥树和山毛榉；在整片平原上，散落着的林地和广袤的草地，牧场和农田一起装点着这座很快就要成为新的战场的小城。
从9月24日的清晨开始，欧列格·凡丁将军在贡比涅所指挥的这场大决战是一场典型的立体化，机械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大战。在持续了四天的厮杀中，交战双方除了在狭窄的战场上动用了总计达达30万（直接在战场上参与贡比涅战役的盟军达到20万，然后最初阶段有约7万苏军，后来约3万余雇佣军，在这里是“欧洲盟友”加入战斗）规模的庞大装甲机械化部队之外都动用了大规模高强度的空中支援和密集的炮兵火力准备，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大西洋边的库尔斯克战役”（凡丁将军在战斗结束后的评论）中，反动派先是丧心病狂地调用所有能被调动的轰炸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狂轰滥炸工农红军的防御阵地，然后，获得及时补充增援的人民军队又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彻底打垮了负隅顽抗的敌人并活捉了其统帅罗德尼·盖茨五星上将。但同时，这场激战也差不多彻底夷平了战场所在的贡比涅诚及其附近地区，按照凡丁将军和参与反攻的特纳将军的说法，战场“坑坑洼洼得就像月球表面一样”。（注：设定成9月28日凌晨开始下雨）在连续不停的轰炸，炮击和装甲兵冲锋的摧残下，仅仅用了四天，原来茂盛的植被就被轰炸得荡然无存，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有因下雨而填满了污水和稀泥的弹坑，焦黑的，残留着大量未引爆炸药和弹片的土地（还因为下雨被弄过的泥泞难行），蜿蜒曲折的堑壕，星罗棋布的碉堡，拒马和散兵坑以及碳化的只剩树干的树木。植被被毁于战火的土地在贡比涅战场附近到处都是，面积总计达到了100平方公里（包括森林，草甸和农田等，当地的统计数据），同时有一部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和塑像在军事行动中损毁。
从2056年初欧洲和平局势奠定开始，联盟的联合部队就开始了修复当地生态环境的工程。工兵人员排除了未被引爆的地雷和哑弹，还拆除了大部分残余的碉堡，拒马，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填平了多数的堑壕和散兵坑，拖走了抛弃在淤泥里的大部分装备残骸；农林业部门动用飞机播撒草籽和树种，基本上在当年夏天就成功地用草甸掩盖了战斗留下来的焦土。截止2068年，虽然和正常的天然林相比贡比涅附近的树木仍然稀稀拉拉“不成体统”，但是除非钻进去找到至今仍未被填平的堑壕，仍然存在的碉堡或者在泥土里淤陷了十几年的坦克残骸之外，大战的痕迹已经基本上被辛勤的劳动人民和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海外建设援助兵团战士们消灭了。现在，贡比涅附近不仅仅恢复了在原野上星罗棋布的美丽的栎树森林，而且还光荣地成为了标志着无产阶级在西部欧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光辉地标。
案例3：中南半岛（主要是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五国的国土）
中南半岛各国20世纪的历史是在无与伦比的风云变幻，时代激荡和战火纷飞中度过的，在这个区域战争几乎从1941年日本侵占“法属中南”开始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了1991年越南放弃其地区霸权野心为止。在20世纪的漫长战争中，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对东部三国的侵略战争期间，反动势力为了达到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的罪恶目的动用了大量被称为橙剂的有毒落叶剂，造成了至今仍未被彻底清理的环境污染。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恐怖组织在中南半岛战场的侵略扩张和一系列罪恶的战争暴行，以及人民军队为对抗恐怖主义而造成的少数附带损伤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堪比当年帝国主义干涉中南半岛战争的第二次剧烈冲击。
中南半岛的自然环境主要是具有亚洲特色的热带季风气候，生长着茂盛的季风雨林，在平原地带则分布着水田农业区。虽然中南半岛的热带气候因为季风而带有干湿季分明的特点，在干季时一些森林甚至还会出现落叶的状况，但总体上说还是相当典型的热带气候和丛林景观：气候炎热潮湿（越接近海岸越是这样），水热充足，非常有利于森林生长；物种十分丰富（1平方公里内季风雨林可有70~80种乔木，热带雨林的这个数字还可以更高），林冠稠密，层次复杂，除了乔木外还有大量的藤本和附生植物，出产优质木材，天然香料等多种宝贵的（有时还是特有的）林业产品；平原上开垦的水田也是重要的粮食高产产区之一，出产的各类热带水果还能极大地丰富人民的生活。
2050年4月29日，第三次世界大战随着预先潜入的恐怖分子同时在越南，泰国和缅甸发动破坏和暴力袭击而在东南亚战场爆发了。除了在现代化战争中司空见惯的密集火力支援之外，就像在全球其他地方的战场上一样，恐怖组织无视任何国际法则协议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类生化武器。从开战时的袭击开始，恐怖分子就已经零星地在战斗中使用生化武器；而在8月10日，为抵挡越南人民军在顺化附近地域发动的反击战，恐怖组织军在东南亚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地使用了生化武器，这也是在东南亚战场上生化武器规模最大的运用；在次年2月2日的毛淡棉保卫战之后，虽然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威慑，恐怖组织对生化武器的大规模使用略有收敛，但零星的和小规模的运用（即难以追究的战术级别，例如在巷战中放毒气熏人）仍然屡见不鲜。这些使用除了夺走了大量反抗恐怖主义的军民的生命外，还殃及了战场生态环境的“池鱼”。除了恐怖分子团伙的暴行之外，支援缅甸等国反抗恐怖主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反击恐怖主义势力的行动中也对环境造成了一些附带损伤：毛淡棉保卫战期间，为了支援该城守军薄弱的防御，同时为了报复恐怖分子先前的“生化恐怖主义”战术并对其实行“一对一还击战略”的威慑，在确认已经疏散转移毛淡棉以东地区的全部和平居民的前提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驻扎在毛淡棉的炮兵部队的大口径榴弹炮向东边国境上的的他念他翁山脉的山地丛林发射了50枚当量1500千克TNT的战术中子弹，用光辐射和中子射流彻底歼灭了向毛淡棉进军的所有恐怖分子；但同时也焚毁了这一区域的一些森林植被。
依据战争局势基本稳定后的2054年的调查统计数据，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运用在东部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毁坏了15%的森林和1%的农田，还造成了数万先天畸形案例。因为大战产生的半岛五国3000余万流离失所的难民（2053年底的数字）在半岛北部避难期间也为了居住和燃料而砍伐了数目不明（但肯定不会少）的森林，加重了当地由于人口增长本来就已负担沉重的生态环境的压力。除了核生化武器的使用以外，热带的激战还带来了大量的地雷和未引爆弹药的问题。
从2054年战争局势稳定下来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下，半岛五国就开始着手清理大战留下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地雷和未爆弹药交给新华约驻军（战后变为SOCAC）的工兵部队和扫雷部队处理，一般弹药留下的焦土直接用飞机飞播覆盖，残留的落叶剂和其他化学武器问题（一些甚至是上个世纪越南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由防化部队（SOCAC-CRBNRDC，Chemical-Radiological-Biological-Nuclear Response Division Command，核辐生化响应部门司令部）进行无害化处理，洗消和销毁工作；泰缅边境的辐射区被封闭并受到了彻底的洗消，然后进行飞播作业，难民问题和基建破坏由SOCAC工程建设部队通过战后重建解决。截止2068年，常规武器造成的植被损失已经基本恢复了80%以上，而各污染区的情况因污染严重程度而略有不同，虽然大多数地区因防化部队的努力而恢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但仍有极个别情况严重地区至今仍驻扎着CRBNRDC防化部队。
水体环境问题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海战战场基本上遍布了全球各地除了北冰洋冰盖外的所有海区。虽然看上去没有陆地地表的植被那么明显，但现代化战争还是通过泄漏的石油，投放的生化武器和沉没的核动力舰船等方式对海洋和其他水体环境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干扰和破坏。
案例1：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
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的“摇篮”之一，拥有长达着5500余年的悠久历史，在古代诞生了人类现存最早的成文法典，在中世纪是曾经取得光辉灿烂成就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地带，在近现代又由于石油资源的发现而一度富甲一方。但是，在2055年的夏天，后两者在错误时间的错误组合为这片在热带干旱区难得的沃土带来了一场生态灾难的悲剧。
在战前，虽然有过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的石油污染的和司空见惯时常发生的钻井平台漏油事件，但是波斯湾的海洋环境总体上还算正常，为沿岸国家提供了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便利，沿岸一些岛屿附近还有珊瑚礁生长。注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则为美索不达米亚提供了宝贵的灌溉水源，在横贯西亚北非的热带荒漠草原地带里开辟出了一个富饶而拥有悠久文明的“农耕之岛”。
但这些自然环境资源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期受到了恐怖分子团伙有组织的相当程度的破坏。
2055年夏天，英雄的人民军队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之后已经胜利地前进到了恐怖组织的最终巢穴中东地区。为了阻击所向披靡的人民军队，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除了大规模开展臭名昭著的“末日作战”，大肆屠杀奴役哪怕是阿拉伯人的和平居民之外，还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了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活动。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就成为了这一罪恶的“战略”的牺牲品。
在解放波斯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决战中，恐怖分子团伙就像一百一十年前的法西斯分子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了各种甚至践踏了中世纪的道德标准的卑鄙手段——从使用和平居民当肉盾抵御空袭和炮击到组织一切拿的起步枪搬得动炸弹的人进行纯粹的自杀性冲锋；从发了疯一般点燃海湾沿岸的所有油井（后面会提及）到即将提及的蓄意布设水雷，倾倒石油和生化武器以抵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革 命武装力量。虽然最终他们的螳臂当车被彻底粉碎了，但是这仍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至今仍然在弥补的巨大影响。
在整场波斯湾-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期间，出于阻击人民军队的实际目标和“末日作战”以系统性毁灭阿拉伯民族的计划，通过蓄意炸毁储油库，凿沉油船，破坏海洋石油钻井平台乃至直接排放等方式在战役期间向波斯湾排放了113万吨原油（注：一艘超级油轮满载时可运载20~30万吨原油，数倍于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的泄漏量，而1989年的造成大范围环境灾难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事件“仅仅”漏了3.5万吨。海湾战争期间泄漏了27~82万吨（估计值），而史上最大的漏油事件发生在陆地上，1910年3月~1911年9月加利福尼亚的莱克维尤油矿在18个月里因为井喷喷出了123万吨原油。），如此多的原油几乎覆盖了波斯湾的海面和所有的海岸线，给两栖登陆行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在陆地战场上，恐怖分子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还多次使用了生化武器以阻滞前进的人民军队，残余的战剂对注入波斯湾的两河也造成了污染。虽然这一切并没有起到从战略上扭转局势的作用（事实上是完全没有达到），但相比而言，这些“壮举”差点达到了毁灭当地生态环境的目标。
在战争基本结束之后，所有的漏油和油井火灾用了一年时间才被完全解决，彻底停止泄漏或燃烧。泄漏的原油一度覆盖了狭小的波斯湾的整片海面并覆盖了沿岸的所有海岸，在战役期间几乎一举杀死了海湾里一切多细胞生物——风干的海鸟躺在沙漠地表由“油池”形成的沥青之中，沾满了原油的死鱼被冲刷到了被染黑的的岸边，曾经色彩斑斓的珊瑚礁因为水中的大量污染物（比如可溶于水的苯和遮挡阳光的重油）杀死了珊瑚虫而褪去了颜色，只剩下了苍白的石灰质骨骼，仿佛一张褪色的水彩画，那些生机勃勃的珊瑚岛全都停止了生长，在战后还被建筑工人们为了获取方便的建筑石材和制取石灰的原料而拆得七零八落。这次飞来横祸还毁灭了沿岸地区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与此同时，在陆地上，虽然恐怖分子团伙完全没有当年萨达姆那样的时间和条件去开挖引水渠破坏美索不达米亚沼泽地，但是在其周边地区和上游战斗中生化武器的使用仍然影响了这片在西亚难得一见的湿地。由于流入沼泽的河水中携带的各类毒物的影响，在战争基本结束时，沼泽地带原有的近20万居民（被称为“沼泽阿拉伯人”）中仍留在沼泽地带的仅有不到2000人（历史上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的估计值为约1600人），其余的99%的居民不是在战争中被恐怖分子团伙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杀害，就是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其他地方流离失所。根据调查，沼泽地的生态损害甚至对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山区的迁徙候鸟种群造成了影响，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沼泽地是这些鸟类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地点。
大规模的生态灾难还带来了严峻的社会危机。根据阿拉伯民主共和国2063年的统计数据，由于激烈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带不仅有几百万之众的难民拥挤在城市里，而且由于沿岸渔业几乎崩溃，而灌溉农业区又因为正在治理的水污染而停摆，不仅每年都对共和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让已经支离破碎的经济更加难以治理，而且使战前就存在的粮食自给率问题进一步恶化，对粮食的补贴成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共和国财政的沉重负担。除此之外，拥堵的城市结合上粮食不足迫使共和国政府不得不长期推行定量配给制度；拥挤的城市还对交通，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结合上战争期间那代人普遍的营养不良和慢性疾病，医疗方面的困难尤其突出，甚至很大程度上要依赖SOCAC的国际主义援助才能使医疗状况赶上联盟的最低标准。
战后的美索不达米亚的环境修复工作是最艰苦的工程之一，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完工。每当战线在局势刚刚稳定下来的时候，SOCAC工程部队就开始修补石油生产设施以阻止继续漏油，在海面上喷洒化油剂，用吸油毡和高压热水清洗沾上石油的海岸，同时在陆地上防化部队也开始销毁恐怖组织留下来的生化武器并展开对平原的洗消工作。对海洋原油的清理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依据一个悲观的估计，可能只有15~20%的原油被彻底清理了（埃克森案例是不到10%），而相比之下，陆地上的状况要好上不少，截止2068年，相当多的沼泽地和灌溉农业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经过评估已经恢复到了可以接受的状态。
案例2：哈德逊河，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
与另外两个案例不同，哈德逊河-五大湖-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流域在大战期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水上战斗，有的也只是在2057年夏到2058年春夏之交战争的北美阶段这段时间双方的轻型护卫舰，内河炮艇，巡逻艇，拖船和驳船以及高速攻击艇这些排水量最大不到2000吨的小东西之间的小规模互相袭击和对岸攻击/防空支援而已，大型舰只的在内河水域运用仅限于新奥尔良战役最后攻城阶段的火力支援中红海军在密西西比河入海口动用了两三艘导弹巡洋舰。如此有限的，而且是常规的交火自然无从谈起生化武器污染或者沉没的核动力舰艇上的反应堆了。
但这并不表示北美东部的这个重要水系就能从三战带来的环境污染中幸免于难了。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北美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的水体质量虽然仍然有上个世纪的工业污染的残余影响，但从整体上来说，拜环保组织/人士几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美国本国的产业升级转型它所带来的和“产业空心化”所赐，北美东部的水体污染问题不算特别严重，或者说，“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北美大陆地中海”和美国的母亲河至少看上去是赏心悦目的，那里的水接触起来或者用于灌溉也无毒无害，相对于历史上能培养出脊柱扭曲变形的畸形鱼的最糟状况。
但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通过间接的手段又在八年里把水质再一次污染得“回到了工业革 命时期”。
战前美国（以及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环保成就的背后除了环保人士的努力，人民环保意识的觉悟（比方说，寂静的春天激起的反思和水俣病汞污染事件带来的强烈反弹）之外，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产业结构的“空心化”转型。从冷战后期开始，由于资本全球化追求最大效益的结果，发达国家就开始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像20世纪初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忧心忡忡地预言的那样向那些不太发达的和完全不发达的国家转移高耗能，高污染，高人力消耗的相对低级的工业产能或者工业体系的非核心部分（除了斯里兰卡制衣工人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工人这样的典型案例之外，印度的大量IT从业者，那些从事互联网低端工作的“码农”也可以归进这类），同时迫于国内环保运动（以及运动推动的环保标准），经济政策（比如裁减对一些国内产业的补贴）和劳工成本（工人争取到的高福利低工时等权益和福利）的压力削减国内的对应产能，只发展高端制造，成品组装，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和创新研发等“非实体”产业，即所谓“产业空心化”。在大战爆发前，总体上说资本主义世界早已将纺织、造船、零件制造、重化工、冶金、资源采掘等自动化程度很低且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了第三世界，自己只保留了研发机构、高端农业（自动化，有机等）、服务业、食品工业、成品精制工业和微电子、基因生物工业和其他高端制造业等。虽然这在大战前一度引发了史上罕见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控制了全球造船吨位的60%以上，全球钢铁产量50%左右，全球稀土出口量40%上下的颠覆了传统世界工业产值分布的“奇观”，但这样做在和平时代确实让跨国公司最大限度地赚得盆满钵满。
（从另一个方面，这也展示了战前资本主义世界环保和人道主义的虚伪本质。尼日利亚尼日尔河三角洲奥罗伊比利油田的石油管道经常爆漏，导致三角洲水域石油横流，当地人用虹吸管都能从水面捞油；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制衣工人就像当年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的先辈们那样集体蜗居在简陋的且缺乏卫生和洗浴条件的棚屋里，在随时可能垮塌的危房里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领着入不敷出的1800元人民币的月薪，熟练工月薪也不过2000元且完全没有医疗保障。这些状况触目惊心，却从没有招到过比非政府组织的抗议更严重的麻烦，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官方层面和“上层”对这种状况从来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更讽刺的是很多女性制衣工人生产的还是一些欧美女权主义者活动家的个人潮牌。石油产区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石油生产商永远都是抛出承诺之后除了用表面文章充数之外一切如故。）
但这种状况在2050年夏天大战突如其来地爆发之后彻底终结了。一方面，对抗疯狂扩张的恐怖主义势力，或者说“保卫文明”的激烈战争的消耗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生产来弥补，另一方面，战争的爆发，全球贸易的停摆和恐怖组织扎根于第三世界的现实也断绝了依靠海外廉价劳动力代工以节约生产成本的可能性（再加上结合上浴火重生的苏联的快速再度成为工业强国，2050年占世界人口17%的联盟在2050年底的世界工业产值中占比达到了恐怖的57%。为了在可预计的解除恐怖组织威胁后能消灭新华约，资本主义世界现有的甚至赶不上恐怖组织控制区的工业产值（虽然只是略低一些而且资本主义世界尚未转入战时经济状态）很明显完全达不到这个目标。在这种种因素的推动下，大战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空谈了几十年的“再工业化”成功地以并非理想甚至有些讽刺的方式实现了：战争开始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虽然主要是军事工业生产——开始了一个猛增的过程，为了应对巨大的损失和持久消耗战的需要，美国在2053年就生产了12812万吨钢（含1348万吨特种钢），465万吨原铝和191万辆载重卡车。暴涨的工业产值虽然基本上满足了前线的需求，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为了加大产值，获得更高利润，先前制定的劳动保障标准不得不被削减乃至彻底废弃，结果引发了国内劳动者的强烈反弹，导致了不计其数的抗议示威游行和愤怒不满情绪，社会矛盾大幅激化；另一方面，暴涨的重工业产值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环保神话。
大战期间，美国东北部的“锈带”老工业区的重工业生产产值出现了可喜的复兴，但问题是环境污染紧接着也接踵而来。在钢铁工业昼夜不停全速运转了五年之后，水文学家的调查发现工业区附近的水体的PH值下降到了6.2（注：正常水体应该是中性的，酸雨的标准是PH低于5.6），同时水体黑臭，水生生物销声匿迹的问题在某些工业城市附近再次出现，个别水域甚至出现了鱼类集群死亡的状况。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都是重工业燃烧化石燃料带来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加上从发电站到钢铁厂的各类工业企业排放的各种各样的污水废水以及采矿业带来的矿物处理再加上一些没法再输出到国外处理的废弃物只能在国内处理带来的结果。
密歇根州工业城市大急流城的“锈水风波”就是一个对人们生活造成直接影响的案例。
大急流城是密歇根州的一个工业城市，拥有钢铁，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家具制造等工业，是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家乡，还是美国第一个向饮用水供水里添加氟化物的城市和2010年美国评选的的“最宜居的中等城市”。格兰德河（Grand.R，不是美墨边境的那条）从城中穿城奔流而过。河流在20世纪沿河工业繁荣兴旺的几十年间曾经有过严重的工业污染问题，但在大战之前因为产业结构变迁和环保立法的原因早已大有改善。但在大战期间，沿河城市的工业再次快速发展导致河流的水质再次恶化。与此同时，XX的城市供水来源恰好是X河。由于XX城基础设施陈旧老化（很多铅制水管已经“陪伴了好几代市民成长”）和负责当地供水的未来科技旗下的水务公司为了节约开支导致的严重的玩忽职守和不负责任（私营企业为了盈利的一贯作风，尽可能不去花钱），对河水的处理糊弄了事很不认真，结果含有大量工业废料的河水侵蚀了陈旧的铅制水管，接着，从2056年冬天开始，市民们就发现自来水龙头里往外流的开始变成带着臭水沟异味的棕黄色锈水，导致当地人心惶惶。供水公司起初以“水管老化”搪塞，但接下来，当地出现了几十例血铅超标案例，紧接着又有人捅出了铅超标的实际情况外加当地政府和水务公司在一年前就偷偷地在自己办公室里装滤水器的“壮举”。要说起来，当地市民很早就发现了水质恶化的问题，但迟缓的应对措施将这场危机演变成一场灾难。人们一开始就发现自来水色泽、味道、口感皆有异样，不断投诉，但是地方政府起初对此熟视无睹，错失了应对的关键时期。于是当地舆论大哗，愤怒的群众围堵市政府和水务公司办事处抗议，局势险些失控。事件最后由美国中央解决，国民警卫队被派遣到当地维持秩序，挨家挨户分发滤水器和瓶装水应急；阿克曼政府宣布由政府官方接管当地供水系统并特别拨款修缮自来水管网。但是截至停战时，当地还在靠滤水器和瓶装水对付生活需要——当地水务局用了一年多去研究地下水管的老地图，接下来正在绘制电子地图，以便再下一步研究更换哪些锈蚀的水管……
在大战的正式对抗于2058年结束之后，随着战时工业生产的戛然而止，当地主要的污染源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整个战后重建规划的一部分，一些SOCAC单位也被派遣到了北美洲从事战后重建和环境公害治理的工作。截至2068年，由于工业生产规模的缩减和SOCAC人员打捞垃圾，无害化处理废弃物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当地环境虽然还没有回归理想状态，但相对于大战期间的那种样子已经大有改善，至少没有那种“成片死鱼”的极端状况了。而城市供水问题则由工程建设部队彻底翻修各城市的自来水管网同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重新规划取水点和配套整修自来水处理工厂，确保其正常运行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空气污染问题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漫长、最血腥、损失最惨重的全球性战争（持续11年，范围遍及除了南极以外的各大洲，造成了约20亿人死亡和大量无家可归者，几乎所有的世界人口都被卷入了战争），史无前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前所未有地在地球的大气层里都留下了不少自己或多或少的“附带损伤”痕迹——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超前两次大战。
一些案例（按时间顺序排列）：
在2049年革 命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红色游击队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的森林沼泽地带进行的破坏活动期间焚毁了多处地区的森林植被，给当地和俄罗斯联邦西部地区一些城市带来了持续了一两个星期的不小的雾霾问题，当地雾霾期间能见度下降到了数百米，灰褐色的烟雾甚至可以被侦察卫星从太空轨道上看到。
从2050年的“血腥五月”开始，恐怖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以肆无忌惮的生化武器应用开路的疯狂的扩张，残酷地杀害各地的抵抗着的人民，对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结果，恐怖分子开进到那个地区，哪里的空气中就要飘浮一段时间的生化武器气溶胶（气溶胶基本上就是烟雾）。在某些大量使用生化武器作为火力准备以计划达成突破的战场（比如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沿岸，“匈牙利走廊”，越南中部的顺化及附近地区和西欧地区的“盟军最后防线”这些）毒雾能在战斗结束后继续飘荡几公里，在战场上留下大片发黄枯萎的植物和地面上大量中毒死亡的鸟类，昆虫和其他小动物。甚至可以说，生化武器的使用已经不只是空气质量的问题了。
2051年2月2日东南亚战场上的毛淡棉保卫战中，中国人民解 放军炮兵部队为了保卫这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向已经被完全撤离的东边发射了50枚战术中子弹，将进犯的恐怖分子全部一举消灭在了泰缅边境。但这样除了焚毁了边境他念他翁山脉上的一小片森林之外，爆炸产生的辐射尘（实际上寥寥无几）和燃烧过后的灰烬（相对于前者来说相当多，虽然也不多）在地球自转和季风的推动下向南飘移，尘埃轨迹覆盖了毛淡棉-克拉地峡-那空是贪玛叻-宋卡-吉隆坡-巨港（巴邻旁）一线的东南亚土地，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一阵短暂的雾霾（或者一阵夹带着灰烬的灰色雨，这取决于天气）以及大概相当于每人接受一次X光透视检查的辐射剂量（注：一次X光透视检查的辐射量并没有多大危害，这点没有疑问）。
在恐怖分子于2052~2053年间连续遭遇反击，转入战略收缩之后，为了迟滞反恐力量的追击，堵截和进军，对即将撤离的区域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破坏（后来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末日作战”）。总体上说，在欧洲大陆，破坏就是拆毁基础设施和散布生化武器，引发的烟雾和其他问题在此不赘述；但是当恐怖分子团伙与进军到他们最终巢穴——中东的英雄的人民军队对抗时，借用了中东的一种特别的自然资源：石油。在争夺伊朗高原，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战斗中，恐怖分子除了蓄意向海洋里倾倒石油之外，还大量点燃油井和在反坦克壕里倒入石油之后点燃以干扰联合人民革 命武装力量的人民空军的出动外加阻击登陆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这些由856个油井和“油池”每天能烧掉9.5万立方米原油和120000万立方米天然气的油井大火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烟雾，以至于通过侦察卫星看去几乎整个波斯湾都被灰黑色的烟雾盖住了，由于担心坠机风险，靠近燃烧的油井的大多数空军行动被撤销（比方说，除了紧急的特殊请求，强击机和直升机部队不进入烟雾中执行任务）。在出现了几例因呼吸系统问题而住进野战医院的案例之后，所有参战人员全部无时无刻地带上了防毒面具。烟雾和大火将能见度降低到了几百米，进而成功干扰了双方的所有激光制导武器的运用。虽然中东的决战以人民军队最终的战略胜利而告终，但油井大火的影响远未终结：火灾经过了一年才由SOCAC工程部队和数家颇负盛名的私营灭火公司合力扑灭，火灾损坏了85%的油井，产生的烟雾让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南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片从不消散的雾霾当中，这与沙尘暴相结合，导致了大量（由于恐怖分子控制而数量不明，但达到了上千人）老人，儿童和呼吸系统病变患者外加看不清道路的司机在战斗期间因非战斗因素意外死亡。
战争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为战前国际经贸体系的瓦解而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建立各类工业产业，虽然这实现了已经空谈几十年的“制造业回归”的目标，但也让他们付出了环境代价。总体上说，为了驱动各类工业而燃烧的化石燃料给各个工业区都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酸雨问题，昔日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因为酸雨而发黄落叶，满目疮痍，还侵蚀了不少历史建筑的外墙雕刻；由于大量的汽车和与日俱增的工业企业（污染源主要是后者）燃烧了大量燃料油，淡蓝色的光化学烟雾在工业城市几乎每一个晴朗的白天都会连续不断地出现，据信诱发了一大批哮喘案例，导致大量城市居民因眼部不适，咽喉疼痛，呼吸憋闷，头昏头痛等症状就医，城市中大片绿化带和行道树以及远达几十公里外的植被枯萎，以至于不得不频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学校停课，限制外出，工厂停工，公共场所歇业。在少数极端情况——比如城市上空出现逆温层和高压——下还会出现“正统的”雾霾天气。一年有一百多天的天气有健康警告的时期再一次开始了。在一些世界闻名的老工业基地，比如说美国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地方，由于战时工业需求的缘故，这片21世纪初散布着废旧工业设施的美国“锈带”乃至其包含着的几个“最悲惨的城市”的经济和失业率状况由于扩建各类工业设施而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但是由于制造业的本质和技术的缺陷（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前就取得的全球领先的、比一般的天然气电站还环保的清洁燃煤技术）卷土重来的工业污染也接踵而至：在底特律，每个月有好几次整个天空因为钢铁厂炼钢变成肮脏的橘黄色，居民们——从工业区和老城区开始，逐渐向整个城区扩展——越来越多地抱怨空气弥漫着汽油，臭鸡蛋和烧焦的塑料的气味，吸进去像掺了胡椒粉的沙子（根据事后的调查，那是因为空气中充斥着燃煤电站，水泥厂，钢铁厂，炼油厂等工业企业排放的有毒有害的氮氧化物，臭氧，甲醛，盐酸，硫氧化物，苯，镉，汞，多环芳烃，铅，可吸入颗粒物等致癌物和呼吸道刺激物）。这些地区的哮喘病例和空气过滤器以及哮喘吸入喷剂的销量（在像底特律这种地方其实战前就很高）在战争期间像火箭一样迅速增长。以底特律为例，当地居民在战争结束时的哮喘病发病率高达36%，还出现了“先天性的”哮喘案例这种状况（儿童的母亲们在生育他们时暴露在空气污染之中，胎儿的肺在母亲子宫中从未有机会正常发育。当孕妇呼吸时，污染空气分子经过肺进入血液，渗入血液细胞——这些混有污染空气分子的血液细胞流向胎盘，延迟、损害胎儿肺发育。于是胎儿的肺所形成的肺泡数量或将减少，从而先天性肺功能不足。更有甚者，空气污染还导致当地居民的精卵细胞被改变，使得其后代更容易患哮喘和过敏），群众对呼吸道疾病高发的事实几乎达到了麻木的程度，大量资金被浪费在治疗哮喘和过敏上，结合上根深蒂固，“历史悠久”的社会产业结构问题和空气污染已经表现出的造成儿童认知发展迟缓和早产、出生低体重等大量会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大脑发展的妊娠不利结果和阻碍学生学习的各类呼吸道疾病高发，加剧了贫困，不公和经济发展磕磕绊绊的问题。总体上说，工业区的空气质量到战争结束后才有所改观（因为不用再按照战时标准大规模生产了）。
总结：
虽然第三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冲击，但是，在各地的劳动人民的努力，SOCAC的国际主义援助和联盟层面对战后生态修复的高度重视下，截止2068年，虽然仍有像越南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极端案例，但总体上说联盟控制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基本回归正常稳定，主要的人口聚居区和经济价值较高的地区的环境已经随着战后生产活动的恢复而回到可接受范围内。这对于让世界从大战之后的废墟中尽快复原，让受到战争沉重打击的地区实现复兴，为巩固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快速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乃至在未来开始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建设，直到走向人类文明必然来临的全新阶段而言都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伟大成就的光荣属于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SOCAC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们！
